一、数字技术“反噬性”引致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导地位旁落与职业生存隐忧及其应对  

数字化时代，“技术”主体在与“人类”主体的竞争中逐步确立起自身的生态位，造成人在生物属性上的智化落后于技术本身的智化，而这种鸿沟正在吞噬着人的主体性，使数字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角色逐渐从“工具中介”转向“行动主体”，致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与技术的交互中陷入被动。对此，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主动适应数字环境下思想引领的新角色、新任务和新使命。

 1.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知识权威性消解与知识控制力式微。在互联网技术普及程度不高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凭借自上而下的政治赋权，在思想政治理论知识传授中拥有先天优势和内在权威，始终主导和控制着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异军突起，信息爆裂式生产、全天候发布和立体化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机器”面前丧失了知识占有的绝对优势。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在面对困惑时更倾向问计于数字网络，进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知识传授者的权威地位迅速下降，知识控制力显著减弱，“能者”与“智者”形象遭遇前所未有的解构危机。 

 2.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技术盲目依赖与实践智慧退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作为教育主体在复杂育人情境中灵活应对、深刻洞察与有效引导的能动型智慧形态，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数字技术深度嵌入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呈现技术化倾向。在技术光环笼罩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容易陷入“技术至上”的囹圄境地，过度追求“器物”层面的手段更新和程序化操作，而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价值诉求和情境要素。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实践智慧伴随数字技术的过度使用而呈现“不用则退”和“在加强中弱化”的悖离态势，最终沦为单纯的“制造工具的人”，丧失了教育实践的创造性。 

3.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技术适应压力与职业生存隐忧。面对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和提质增效存在之维的数字技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技术适应力已成为影响其职业生命延续的关键指标。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已经意识到数字技术的赋能优势，并主动尝试将数字技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但是，由于数字素养的缺位与滞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技术应用压力、焦虑、抵触等负面情绪。具体而言，面对数字技术的快速膨胀和迅速更新，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会因不知如何使用而显得力不从心，进而挫伤其发展的积极性；面对数字技术展现出来的压倒性优势，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人机竞争中感到了职业生存威胁，造成自我价值贬低和职业生命焦虑；面对数字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者角色转型需要具备的创新能力，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期许走在“时尚的最前端”，而忽视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的目的性在其中出现迷失。 马克思主义指出：“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主动适应数字环境下思想引领的新角色、新任务和新使命。一要纠正主体角色的技术认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认清数字技术应用到教育教学中的潜在风险，及时纠正对数字技术过度崇拜的认知偏见，明确数字技术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辅助手段，明晰数字技术嵌入的根本目标在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在实践中正确处理好技术之“器”与育人之“道”的辩证关系。二要提升主体角色的数字能力。一方面，要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数字赋能思维，鼓励其主动参与技术研发与应用，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路径，使其从知识的直接传授者转变为融合在技术潮流中的思想启迪者和智慧对话者。另一方面，要把数字素养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职业发展体系，通过体系化、贯通式和实操性的课程培训，帮助其破解数字技术应用的痛点堵点难点，着力提升专业化数字育人水平，确保其在教育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三要塑造主体角色的职业形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地位的确立不仅在于知识的传递，更在于人格的感召。对此，要善于借助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现代传播技术，以故事化、场景化的方式呈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真实经历、价值追求和先进事迹，实现其人格附魅。

  二、生存场域“虚拟化”降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在在场与离场跳转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及其应对    

数字技术构建了一个无中心、无边界、永久在线的虚拟世界，在虚实世界里，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肉身离场与化身在场不断切换而诱发的虚实错位问题已开始凸显，其自身的焦虑疏离感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功能的发挥。对此，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提升客体的数字素养、精心设计虚拟教学空间和加强现实交往。

1.主体身份多元流变下产生数字焦虑感。现阶段，数字身份已经不再是现实身份的副本或附庸。数字主体在强化过程中与生命主体相背离，可能会造成自我同一性和完整性被撕裂，滋生焦虑感和厌倦感。一是虚拟自我的过度塑造引发自我认同焦虑。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热衷于利用各种人设在自媒体平台包装和修饰“理想自我”，即便现实生活“一地鸡毛”，依然要把自己整饰成称心如意的样子，以寻求他者的关注与赞誉。他们既迷恋虚假意向带来的满足感，又表现出对现实自我的批判否定，巨大的心理落差易畸变成对现实的逃避和自我麻痹。二是网络虚拟空间信息过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客体选择焦虑。网络空间信息体量呈现爆炸式增长，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日常生活被数字信息所湮没。面对眼花缭乱、真假难辨的信息，其会显得无所适从。三是数字鸿沟阻隔引发技术应用焦虑。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会因为不具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在数字思政深入推进中缺席、失声、绝望，并在技术适应的数字鸿沟中苦苦挣扎，随时充当着“弃子”的角色。 

2.数字技术凝视机制下产生自我压迫感。数字技术凝视是数字平台通过收集、分析和应用数据，对用户的行为、偏好和习惯进行长期注视和评估。数字技术凝视的实质是数字权力的发挥和施展，凝视可能会转向监视，进而成为限制用户自由行动的枷锁。数字技术凝视可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言行举止、兴趣爱好、思想状态等进行全景跟踪和挖掘分析，使其在数字空间中变成阿甘本意义上的“透明生命”。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时刻能感受到被观察和审视，担心自己的行为会招致他者的唾骂或惩罚，因而其思想与行为变得更加谨慎和保守。此外，个体信息和行为数据越来越容易被技术资本所操控利用，数字技术凝视会变得更加隐蔽化与微观化，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时刻恐惧个人隐私遭侵袭，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自我压迫感。 

3.传统真实交往解构下产生主体疏离感。数字技术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从感性的“自然人”转向虚拟的“赛博格”，交往空间从现实世界平移到虚拟世界，交往形式由心灵间的意义共享变成符号间的中介传输，这在一定程度上阻隔和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情感交流。一是在场性情感表达缺失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情感交流难以实现共振。在人机叙事的趋势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通过语言、表情、肢体等来表达情感和交流思想的模式，逐渐被机器化的文字、图片、影音所替代，脱离了真实情感的抒发导致双方难以产生情感共鸣。二是数字技术在教育交互中的便捷优势削弱了主体间的情感。数字技术使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沟通变得更为高效畅通，这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易忽视现实情感交流的重要性，降低了其现实交往的欲望和动力，主体间的情感因素被逐步“边缘化”，相互间的情感距离越来越大。三是数字交往的匿名性和隐蔽性瓦解了传统的师生信任关系。在虚拟空间中，师生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意图，导致交往的不确定性增加，师生间不易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关系。 当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成为新的主导力量时，数字技术与生俱来的弊病势必会内嵌到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易引发数字伦理危机和法律问题。一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为学善用”的数字素养。一方面，要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主动适应教育活动在感官认知和方式方法上的全新变革，有效化解因陌生而产生的技术抗拒心理。另一方面，要大力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技术交互能力，帮助其以合乎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基准使用数字技术。二要精准设计虚拟教学空间。虚拟教学空间在定位上要体现“补足”功能，在使用上要彰显价值逻辑，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三要构建基于人机互动的现实交往关系。在师—机—生共处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应更加关注与发展自身情感育人的现实性、创造性和艺术性，要保持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面对面的现实交往，决不能把教学活动和生活交往完全让渡于人—机交互，以化解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在数字空间中的信任危机。

  三、技治主义“宿命化”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之光和人文主义情怀黯然失色及其应对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技治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社会治理范式变革的典型体现。但是，数字技术尚存的技术弊端、伦理缺陷和乌托邦倾向，会引发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自身受损的风险，严重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彰显。对此，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在目标、内容、方法、评价、治理等维度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适切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 

1.技术霸权下的价值独断压缩了思想政治教育理性空间。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纷争是思想政治教育长期讨论的话题。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视野中，人的价值塑造及其存在意义的提升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的显性追求。首先，基于指令微调和思想链等技术，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思想价值偏好能被精准捕捉，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会逐渐沉溺在“机器投喂”的惬意享乐之中，久而久之便无法挣脱算法操控的价值渗透，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传导遭遇阻断危机。其次，在AR、VR、ER等技术加持下，一切现实场景都能复刻再造成“新世界”，这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试图利用场景化内容激活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学习欲望提供了可能。而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却不自觉地陷入一种即时性的情绪狂欢，其深度的价值审思变成浅显的感官体验，感性的形式表征僭越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内涵。再次，“信息茧房”的生成迫使越来越多思想政治教育客体长期禁锢在排他的圈层空间，标签化的数字统治造成主流价值观念在感性话语逻辑的离散下失去了本有的空间整合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塑造的主体身份理性、交往理性和制度理性在网络空间中丧失了存在的土壤。 

2.算法围城里的情感荒漠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天然的、显性的人文关怀特质”。推荐算法是以迎合取悦、隐蔽训示、诱导沉迷为特征的信息定制手段，会造成受众的价值追求萎缩、情感世界荒芜。一是算法模型局限致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见物不见人”。在算法的逻辑架构中，“人”被视为可标签、可计算、可控制的对象，人之为人的多维性被抽离降格为单一数据。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是算法链条上的某个节点或某一类型，其思想、价值、创造力在算法世界里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思想政治教育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要素互动则变成了单向度的计算操纵。二是算法偏见植入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说了传不进”。推荐算法基于用户偏好和增殖逻辑，生产用户“想听想看”而非“应该听值得看”的内容，宏大的叙事内容在微小琐碎的算法叙事框架中显得“曲高和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难以激起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情感共鸣。 

3.教育实践中的数据迷思隐没了思想政治教育本体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在数据上表现为各要素之间复杂非线性的数据关联，而对数据的直观迷思却容易把思想政治教育引入数据主义泥淖。一是数据思维代替育人思维，造成“舍本逐末”的认知危机。数据主义推崇数据的深度参与和权力彰显，把数据奉为教育过程的核心支撑。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把绝大部分精力和资源集中到对数据的大规模采集和加工处理上，企图通过数据手段来解决教育过程中的所有问题。这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目标诉求沦为机械的数据追求，造成“舍本逐末”的不良后果。二是数据滥用代替数据应用，引发“技术越界”的伦理危机。基于数据推理原则来预测和规划教育对象“可能的未来”，一定程度上会剥夺其规划自身发展的自决权和消散发展自身的动力源泉，这可能难以实现“树人”的目标，反而会造成“伤人”的后果。三是量化指标代替质化反馈，导致“伪科学化”的评价危机。标榜“数值”的量化评价方式，以普适性的标准去衡量学生，把量化的结果作为评判指标，掩盖了教育过程的复杂性，忽视了隐藏在数据背后深层要素的主观理解和深度解读，使得评价结果缺乏立德树人的价值彰显，易引发“伪科学化”的评价危机。 面对数字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困境，思想政治教育要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守“人是目的”这一原则底线，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适切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目标维度，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必须锚定“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用教育的价值理性来驾驭技术的工具理性，确保技术的工具理性服务于教育的价值理性。在内容维度，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要把技术哲学作为重要板块，塑造教育主客体正确的技术价值观。同时，要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内容和价值体系嵌入数字技术运行程序，最大限度弥合主流价值取向与技术运行逻辑之间的鸿沟。在方法维度，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要自主研发思想政治教育专属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并借助议题对话、情绪浸染、氛围熏陶等技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群际传播和社会认同的效果。在评价维度，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要强化对机器评价结果的冷静审视和深入挖掘，形成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协调、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相补充的科学评价模式。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凸显数字化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体系，为教育目标的达成和教育效能的实现贡献力量。在治理维度，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要积极营造良好的技术生态环境，改变“唯技术效益”的治理思维，既要以硬约束勘定技术应用的合理边界，又要发挥文化治理功能，助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向好向善发展。（作者：汪斌  文章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