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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眼里的“东方”

日期:2018-06-22     共阅:

    欧洲人眼中的东方,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在希罗多德那里,东方还是一片混沌。他根据《阿里玛斯培》叙事长诗,对于远东的描述充满了神秘色彩,有守卫阿尔泰山金库的雕头狮身兽,有希伯波里安人奇异的金苹果。至于秦尼、赛里斯等称谓,也是从不同路径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知识。

  在葡萄牙人于15世纪初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着前进以前,欧洲人所熟悉的东方世界只有北非和中东。他们关于印度的知识是模糊的,关于中亚、东亚的知识则更不清晰。欧洲人的东方意识,从近东一直到远东,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总之,中国的“西方”与欧洲的“东方”其实都表达了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心理——文化本位意识和文化相对意识并存的心态。文化本位意识和文化相对意识既矛盾又统一,这是由于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共通性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而造成的,它们是不同文化交流的一个基础,但也经常构成障碍。

  欧洲人于19世纪基本确立包括五个层级的世界分级体系

  结合近代早期以来欧洲人世界观念的发展历程,以及直至今天还能被感觉到并且已经不止影响于欧洲人思维的世界区域分类观,可以总结出欧洲人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不断扩充并于19世纪基本确立的一个世界分级体系。

  这个体系可以清晰地分为五个层级。第一层是大航海时代萌生的旧大陆与新世界之别,以大洋之隔为划分依据,旧大陆包括非洲和欧亚大陆,新世界包括航海活动中陆续发现的所有新土地,如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诸岛。

  第二层是对欧亚非这块超级大陆内部的划分,标准为“文明”与“野蛮”,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并在近代早期随着欧洲人同外界的接触增多而不断巩固。撒哈拉沙漠以北以东的地带被历史学家称为“核心文明区”,撒哈拉沙漠以南则是一个从文化上和生物学上都与“核心文明区”区别明显且接触有限的世界,而这种特征被定义为非洲文化的基本特征。同时,欧亚大陆的北部即北西伯利亚和中央西伯利亚并不包含在“核心文明区”,该地居民被认为仅通过皮毛贸易和技术交换而与南部地带保持一定联系,实质上仍处在野蛮状态。

  第三层是“核心文明区”内部的“东”与“西”之分。前两层划分在形成之后的漫长时期里基本固定不变,但第三层划分涉及的各种概念始终在不停变化,所指的地理范围也相应变化,这就是亚洲与欧洲之所指、东方与西方之所指、东与西之所指。“欧洲”和“亚洲”是地理实体的划分。“亚洲”最早是指现在土耳其西北的这块地方,然后被希腊地理学家向东和向南延伸至整个地中海东岸地区(黎凡特),而后随着欧洲人对其东边地区的认知陆续扩大而一路东扩至太平洋西岸。“东方”与“西方”则是历史学家使用的表达文化差异的术语,这对名词所指的地方并不总是同“亚洲”和“欧洲”相吻合。

  不过“东方”一词也如“亚洲”一词那样内涵不断扩张。“东方”的原始含义是指西南亚一带,7至8世纪阿拉伯人征服西南亚之后,“东方”的含义变成与基督教世界相对立的外国文化区,继而就成为伊斯兰教的同义词,故其所指也涵括了位居南方的北非。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欧洲殖民网扩张至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东方”的概念继续向东推进。当19世纪印度逐渐成为东方学家研究的基本课题时,“中国”也开始被涵括在“东方学”领域。需要指出的是,在欧洲人的第三层空间划分——东西之分形成与发展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虽已存在,但尚未真正显影,只是作为一种模糊的传说包含在“非西方”的土地中。

  既然“亚洲”和“东方”是被欧洲人逐渐扩大的,而它们实际上包含了许多种差异巨大的文明,那么与欧洲人的认识过程相符,接下来就是针对“亚洲”或“东方”的第四层划分,这次的标准是宗教性的,即奉圣书的人(犹太人、基督教徒、穆斯林)与其他宗教信仰者,前者对应的是西南亚地区,也是历史上欧洲人最先认识到的“东方”,后者所指的是更靠东的亚洲地区,而在历史上就是“印度”这个词之所指。在古代欧洲地理学中,“印度”意指最东方,这个概念被文艺复兴时期所继承并随着对更多东方地理空间的渐次发现而不断扩展,直到它包括了地球的大部。无疑,中国在这时也是被包括在“印度”之中的。从18世纪开始,“印度”的范围渐趋缩小,先是被限于指南亚和东南亚,继而又依循英国人的殖民范围而专指南亚。20世纪,这个词的含义进一步缩小,直到仅指当前这一个同名国家。

  18世纪,随着“印度”的范围不断缩小,分布在当今印度以北和以东的地区便呈现出独立形态,但它们并未立即被按国界线界分,而是首先以文化区域的形态出现,由此便在18世纪后期出现了针对东方之“印度”与“非印度”的第五层划分。这就是以宗教纽带相联结的印度次大陆同儒家文明圈之分,前者是指信奉印度教、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地区,因此包括了西藏和蒙古,后者则是以中国内地为核心,并包括朝鲜、日本和中南半岛部分地区。

  欧洲人从地理上认识中国的同时,就一直努力从文化和宗教上界定中国

  需要注意的是,在“核心文明区”范围之内,与欧洲空间距离越远的地区,就被认为同欧洲在精神与文化上愈加疏远。基督教王国与伊斯兰教王国之间的划分其实是核心文明区之内最浅近的一层划分,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因广泛的社会共性和哲学共性而历史性地联系在一起,而双方长期坚决否认这种共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尚未找到共同的文明对立者。奉圣书的人与印度教及印度佛教的信仰者之间在科学、数学、部分神秘主义行为和宗教概念等文化层面的各方面上也有不少近似之处,导致欧洲人把这两个群体分开的是双方在基本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方面的差异。事实上,现代西方学者越来越多地提到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间的同源性,以及它与印度文明间的相似性。与此同时,“中国文明”相对于其外部所有文明的异质性也越来越突出,所以儒家文明圈与核心文明区其余部分之间这条界线最晚显现,并随着它日益清晰而终于成为欧亚大陆上最深刻的历史裂痕,“东方”的本质特性终于由儒家文明圈来代表。从19世纪以迄于今的西方公众想象中,如果说有哪种现存文明在时间上、空间上和内涵上距离西方或欧洲最遥远,那无疑就是“中国文明”。

  总之,欧洲人地理知识的增长总是与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上的“人我之别”日趋精致复杂相伴随。而且我们要记住,在欧洲人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丰富完善的世界分级体系中,作为地理单元的“中国”到18至19世纪才渐趋明确,并且这又与中国的文化特征或宗教特征被欧洲人最后确认的过程同步。那么将中国的地理轮廓和文化轮廓独立出来,仅仅是由于亚洲或东方的其他部分被逐渐归位后自然剩余的结果吗?当然不是!欧洲人从地理上认识中国的同时,就一直努力从文化和宗教上界定中国,至少从中世纪晚期亲临中国的马可·波罗就开始这样了。而欧洲人的这种“爱好”正是欧洲人古已有之的等级制世界地理观之自然延伸。在欧洲人“认清”中国的位置与文化性质的过程中,最堪玩味的,莫过于中国文明并非一开始就被欧洲人理解为欧洲文明的本质性他者,而其中部分原因却又在于欧洲人那长期被宗教意识覆盖的世界地理观的影响。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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